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呈现新气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杜德配资，并对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路径，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不断释放聚合效应，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联动发展关乎全局决定长远
所谓“联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连接，更是要素、产业、制度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区域联动发展关乎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关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关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行战略谋划。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抓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还比较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内需潜力释放，而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强化区域联动发展，有助于推动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打破孤岛效应，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杜德配资，必须打通断点堵点卡点，畅通经济循环。当前，区域间市场分割、物流成本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202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1%，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作，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大国竞争日益表现为区域之间的综合较量。我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就必须打造若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区域增长极。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正加快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建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这有利于通过中心辐射、以点带面，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经络”，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
现实矛盾和挑战仍待破解
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联动机制不断健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但还要看到，制约区域联动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障碍仍未根本消除，亟须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协调。
从发展成效看，区域联动的基础条件显著改善。我国高铁营业里程突破4.8万公里，覆盖97%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90%，覆盖超80%的县杜德配资，服务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截至10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475.8万个，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间产业协作日益紧密。川渝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区域联动发展已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局部探索迈向系统推进。
区域联动发展涉及多方调整，还有一些现实矛盾和挑战亟待破解。一方面，行政区划壁垒制约联动发展。当前，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标准不一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跨区域合作停留在框架协议层面，缺乏实质性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有的城市群内城市之间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但在重大项目布局、标准执行、人才认定等方面仍存在“各吹各号、各唱各调”现象。一些企业反映在跨省经营中面临资质互认难、政策兑现慢等问题。这些不仅抬高了企业运营成本，也削弱了区域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区域联动发展的制度建设与政策供给仍显滞后。现行土地、财政、生态补偿等政策多以行政区为单元设计，难以满足跨区域治理需求。流域经济、飞地经济等新模式虽有探索，但缺乏顶层设计和法治保障。例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虽在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涉税事项跨区域通办等方面取得突破，但其经验尚未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在实践中，仍需加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区域联动从物理连接转向化学融合，实现制度协同、政策协同、行动协同。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突出重点
《建议》为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清晰路线图，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协作机制、培育联动载体，助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以大通道建设夯实联动基础，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支撑区域联动发展的“骨骼”。《建议》明确提出，“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应聚焦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领域，坚持“硬联通”与“软联通”并重，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在交通方面，加快推进沿江沿海沿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实现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贯通，打造城市群、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进算力互联互通，实现跨区域算力资源部署和统一调度，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动标准统一与管理协同，如统一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港口通关流程等，真正实现无缝衔接。
以城市群为重要载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城市群是区域联动的主要形态。《建议》提出，“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应聚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建立跨区域产业链图谱与区域创新地图，引导各地差异化布局、协同发展。例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可依托武汉光电子、长沙工程机械、南昌航空制造等优势，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可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支持共建实验室、中试基地，促进跨区域科技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建立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激发“1+1>2”的聚合效应。
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机制。各地应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着力推动协同发展。创新毗邻合作、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新模式，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苏宿工业园区等成功经验，探索建立GDP分计、税收分成、能耗指标置换等制度。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促进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明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责边界，为跨区域合作提供法治保障。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既是空间重构的过程，更是制度重塑、动能再造的系统工程。这要求打破“行政区经济”束缚，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形成全国“一盘棋”。唯有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相融合、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统一，方能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
（丁茂战杜德配资，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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